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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7-27 17:48 | アーロン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商业船队和海军护航，德国的经济利益就要永远受制于海洋霸主英国。德国犹太航运大王阿尔波特·鲍林(Albert Ballin)及其汉堡美国航线公司(Hamburg America Line，HAPAG)在德国海洋发展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9年鲍林成为HAPAG公司的总裁。在他领导之下，汉堡美国航线公司拥有175艘巨型轮船，这个数量超过了欧洲大陆任何竞争对手。[3]后来，连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都被这个庞大的船队所震撼，经常来到鲍林的舰队参加各种活动。到1910年，鲍林的船队雇佣了2万多人，汉堡成为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繁忙口岸。
其实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德国这样发展海洋势力的决策是有问题的。因为德国海岸线处在非常不利的态势。它的西北面就是汉堡所直接面对的大西洋北海，正好被英国挡住了出海通道，它的北面是波罗的海，而波罗的海只有非常狭窄的出海通道，并且出来之后还是进入北海，仍然被英国死死地堵住去路。随着基尔运河的开发，北海和波罗的海连成一片，但是这样仍然没有解决德国海军出海口的问题。
跟德国不一样的是，英国一方面挡住了德国北海的出口，另一方面它的西岸完全没有任何阻拦，可以自由地进入大西洋，因此英国天然坐拥海洋优势，德国却被死死地锁在大西洋的出海口里面。
德国当时发展巨舰和远洋船队的策略，被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所证明是一次巨大战略失败。德国花费了巨资用2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庞大海军，在“一战”中基本上全军覆没。在“二战”中，希特勒所建立的强大海上力量，除了潜艇能发挥一些作用之外，所有重型军舰，包括德国没有完工的两艘航空母舰，基本上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根本原因就是很难进出北海。
德国所面临的海洋地理态势，非常类似于今天中国海洋所面临的情况。虽然中国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但是从地图上看，中国的海洋被第一岛链牢牢地封锁住了，北边是韩国，日本群岛，冲绳群岛，中接中国的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群岛，一直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马六甲海峡。这条第一岛链把中国漫长的海岸线死死地锁在中国的内海，在不远处还有第二岛链。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海洋战略决策，与当年德国所处海洋困境颇多相似之处。环顾中国现在的海岸线，除了解决台湾地区问题之外，中国海军并没有很好的出海口，这是中国在发展海军战略方面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中国现在的国际地缘政治形势，也跟当年的德国相似。德国在崛起过程中，面对英国的遏制，顽强地进行着反遏制，这个情况和现在中国与美国的博弈关系相当接近。
再回到19世纪的德国。鲍林成为威廉二世的好朋友，威廉二世曾说过，他“从来没有把鲍林看成宫廷犹太人”。1891年，威廉二世在鲍林的鼓动下，发表讲话说：“应该把我们普鲁士人带到海洋上去，让他们去开拓海洋边疆，获得丰硕的成果，为了德国，也为了你们公司，这是一个互惠互利，两全其美的事。”[4]除了建造军舰，1895年6月，威廉二世还开挖了基尔运河，它把整个波罗的海和北海连接在一起。这样的进展更加激励了威廉二世对海洋的幻想。在威廉二世心目中，一个庞大的商船舰队和强大的海军是不可分割的。鲍林的HAPAG大型船舶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可以很快转化成德国海军的舰队。
1898年鲍林公开支持德国海军的建造计划，当时对于海军舰队建造计划最有力的推动人是德国海军上将特皮兹。1900年帝国国会立法批准建造两艘大型海军舰艇。[5]这对鲍林是巨大的商业机会。当然他也没忘记提携忘年之交，犹太银行家麦克斯·沃伯格(Max Warburg)。
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
西方文化的宗教religion是从拉丁词“re”和“legere”演变来的，意思是“再”和“聚集”，就是一群人为了一个目的聚集在一起，并发展到有同一信仰，同一信念，为了这一信仰而到了不畏生死的地步。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有宗教基因的国家，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要理解宗教信仰在西方精神世界的影响力是一个相当困难的挑战。其实，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死亡，每一个人最终必然走向死亡这一令人绝望的归宿成为人类永远无法超越的心理障碍。无论一个人的成就有多大，无论他拥有怎样不可一世的权力与财富，死亡的来临却永远无法逃避。死亡在人类的心灵世界中投下了一个永恒的阴影。千百年来，如何摆脱这一阴影就成为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在中国历史上，众多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苦苦追寻长生不老的仙药，无数善男信女虔诚地相信来世的存在，信仰的源泉就在于人类在死亡面前孱弱的无助。一个人无论在社会中有多么伟大，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都是孤独和弱小的，他会像一个迷路的孩子，茫然无助和凄然惶恐地试图把握住一个回归精神家园的路标。
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生活充满艰难、疲惫和痛苦。因为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一次选择，而每一个选择都要自己反复权衡利弊，仔细琢磨得失，有时可能面临痛苦的取舍，有时又必须抗拒强烈的诱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在大量的自我矛盾中耗散，青春和活力随着痛苦和兴奋的过度释放而逝去，意志和决心伴随着迷茫动摇的长期焦虑而衰竭，每一个可能成为天才的人在生活选择方面所花费的心力往往最终导致了一事无成的人生。
宗教作为一种人类精神世界的定位系统，它可以时刻告诉你人生的目标和你当前所处的方位。一切都没有悬念，一切都不必烦恼。人们所需要的就是虔诚和谦卑，只要你虔诚，神会告诉你答案，只要你谦卑，神会指引你前行。越是虔诚的信徒，他在生活选择方面的困扰就越少，他所耗散的精力和时间就越有限。当他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某一个领域时，他就有可能展现出与生俱来的天赋。当成千上万的信徒聚在一起，当大家相互印证神的信念，这种心理能量就会汇集聚焦并产生强大的共振效应，从而使每一个信徒更加坚信神的力量。这时，死亡成为生活的另一种阶段，它非但并不意味着完结，相反将是一种全新的开始，并且是在更加美好，更加纯净，更加绚丽的世界中脱胎换骨的新生。
人类只要不能超越死亡的阴影，也就无法抗拒宗教的诱惑。
犹太人作为世界上信仰最“轴”的民族，其心理能量正是源于对上帝的绝对信念，这也是他们历经数千年的颠沛流离和卓绝苦难，至今仍不改初衷的精神源动力。他们的信念决没有半点含混，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存在任何模棱两可的余地，对于他们而言，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毫无疑问的世界统治者，他们将代表上帝来行使神圣的权柄，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和权柄并不是为了挥霍和放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数千年来，他们对此笃信不疑，这里没有任何虚伪和夸张的成分，任何对自己信仰的动摇，必然导致整个精神世界的崩溃，最终整个民族必然会消匿于茫茫人海之中。而今天，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犹太人的削弱，而是看到了一个历史上少有的强大势力集团。如果说犹太人中天才辈出，那么这一点与他们心理能量高度集中，信念无比坚定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来说，回到巴勒斯坦重建以色列，然后代表至高无上的神去统治全世界是一件完全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余地的事情，剩下的就是如何不惜一切代价，去执行神的意志了。
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核心就是犹太教教义，将该教义奉为天命的复国主义狂热信徒们认为，弥赛亚作为大卫王的后裔，必将按上帝旨意出现，他将带领上帝唯一的特选子民犹太人，以耶路撒冷为都城重建以色列，重建第三圣殿，在打败所有以色列的敌人后，在上帝的旨意下统治以色列和全世界。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巴勒斯坦必然也必须成为犹太人移民的最终归宿。
德国银行家族：犹太复国主义的大本营
犹太复国主义不能仅仅靠信仰完成建国大业，以色列复国是一件非常庞大、极其复杂、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在经历了两千年的流离失所之后，犹太人想回到圣地耶路撒冷重建以色列谈何容易。19世纪之前的犹太人处于欧洲中世纪宗教势力及封建世俗偏见力量的双重压迫之下，连生存尚且处于极其艰难的阶段，更罔论重建以色列了。在这一历史阶段，复国仅仅停留在梦想阶段。16世纪以后，在欧洲渐成燎原之势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终于将沉重的天主教势力和严密的封建专制统治撕开了一道裂缝，复国的梦想出现了一缕希望的曙光。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迅速成为横扫欧洲大陆的熊熊烈火，宗教和封建的传统社会权力体系出现了坍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金权的能量空前扩张。到19世纪中期，复国的梦想渐渐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复国主义分子开始在宗教和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的德国汇集。
在欧洲历史上，犹太人的社会生存状态和地位，大约分为三个社会等级。第一级是属于最为普遍的犹太大众，这些人住在贫民窟里，或者住在自己独特的社区之中，受到各种各样来自政治权势，宗教排挤和社会传统的压迫。第二级是受到保护的犹太人。他们可能付的税更少一些，享有更多的类似于迁移居住地这样的权力，此等犹太人属于对当地政府比较有价值的一些人，所以被称之为被保护的犹太人，主要是他们所从事的特殊行业对当地有较大的贡献。第三级是更少数的犹太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更高一些，主要是由于他们从事某些独特的服务，比如说银行家，他们贷款给所在国的政府，从而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些人被称为宫廷犹太人(Court Jew)。像罗斯柴尔德家族等富有犹太人银行家族，他们的背景出身都是宫廷犹太人。
在历史上，犹太人始终处在一种被排挤和压迫的生存状态之下。大量犹太人处于社会边缘地位，他们被局限在自己的社区之中，说自己的方言，穿着打扮也都是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服从宗教规定保持特殊的饮食习俗。由于欧洲主流宗教势力对犹太人的排挤和当地世俗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犹太人在就业、迁移、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受到极大的制约，比如犹太人不能拥有地产，不能拥有农庄，不能从事手工业。这使得犹太人被逼得只能从事像钱币兑换(Money change)这样的社会低级职业。钱币兑换服务的客户是往来各国各地区进行旅行和商业的人群，他们需要将外来钱币兑换成在不同地区流通和接受的当地货币。而犹太钱币掮客以其灵活运作，信息敏捷、快速流转，精细盘算的特性，在各种钱币市场之间套取利差，集腋成裘，广结人脉关系，苦心经营客户资源，经过长达上千年的累积，使这一职业成为犹太人的标志性传统行业，达到外人不得其门而入的境界。
从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来看，金融市场发展大致平行于四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从13世纪十字军东征引发的地中海贸易量激增，和随后从阿拉伯世界重新发现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典章文集所引发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到新大陆的发现和18世纪工业革命为止，大量的航海贸易导致了商业的高度发达。贸易的目的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商人就是桥梁的搭建者。贸易量的增加同时促使商人群体出现了分工的趋势，其中一部分商人开始从采购、运输、仓储和销售商品的流程中转向为这一流程的各个环节提供金融服务，如提供采购信用、运输保险、汇票承兑、票据贴现和金融交易。这一专业化分工大大提高了贸易的规模和效益，一大批“商人银行家”(Merchant Banker)应运而生，他们就是后来投资银行家的祖先。大批犹太人涌入当时的意大利，形成了“商人银行家”的重要部分。
公元十三世纪前后，随着十字军东征和航海贸易的发展，在地中海地区迅速形成对贸易和货物航运的巨大需求，意大利逐渐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中心集散地，财富随之滚滚而来。基于贸易需求而产生的商业信贷以及票据交易也应运而生，使意大利成为金融市场和银行服务最早形成的地区。
例如，当一个埃及出口商与一个法国进口商就一笔皮毛生意达成交易，埃及人需要先得到融资才能备货，或者法国买方资金有缺口，需要借贷才能筹全货款。此时一个意大利商人银行家作为提供贷款的中间人出现了，他为自己的放贷而收取利息，商业信贷由此而生。当埃及人将皮毛发运，指望马上收到货款，而法国买方在海另一边等着船到不敢凭空付款，双方都很郁闷。此时，意大利人又出现了，他们开发出“汇票”(Bill of exchange)这样一种新的金融工具，汇票上写明法国人在什么时间以什么货币支付给埃及人指定的意大利人代理商，埃及人非常乐于接受这样一种支付手段。埃及人一觉醒来，突然想落袋为安，不想等到约定时间再取现金，他可以让他的意大利代理人将汇票打折卖给愿意等待汇票到期再取款的投资人。谁愿意接受这些汇票呢？主要就是聪明的犹太人。犹太人取得汇票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投资获益，第二就是避开教廷严厉的反高利贷法条的限制，因为汇票打折中可以隐藏高利息的放贷行为。
文艺复兴刺激都市工商贸易的兴起，犹太人因其金融才能在贸易中崭露头角。特别是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开始，犹太人聚居区(getto)的封闭逐步被解除。遍及整个欧洲的25年战争和在英国开始萌芽的工业革命，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融资需求。犹太金融家抓住了这次战略机遇，由钱币交易和兑换业务迅速发展到为王室和战争融资，从而积累了大量财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成为犹太复国运动的中坚力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罗斯柴尔德和沃伯格家族。
欧洲千年的排挤和压迫的历练，造就了犹太人独特和灵敏的金融嗅觉。严酷的外部环境迫使犹太人探寻自己的生存之道，那就是不断地从事各种各样买卖和交易，从货币到商品，无所不包，在这个过程中低买高卖赚取相应的差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套利。
谁占领渠道谁就拥有巨大的优势。犹太人历经数百年的艰苦努力，终于牢牢地控制了全球资本与信用流动的渠道。他们对商业情报的高度敏感，广泛的客户人脉，精细经营的头脑和犹太民族强烈的宗教内聚力，令他们在这一行业中独占鳌头，奠定了难以撼动的坚实地位，并将此优势和垄断绵延保持不衰，世代承继不辍。在近代数百年中，金融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深度和复杂度早已不是当年可比，资本、信用、票据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有价证券，直到现代意义上的股票，债券，金融衍生产品，包罗万象，日新月异。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犹太金融家族在资本与信用流动的全球渠道上的掌控地位和游戏规则制定权。犹太金融家族组成的是当今世界金融体系的血管，这个完备、稳固、高效、绵密而精确的金融毛细血管网络遍布全球经济肌体，深深植入从上至下的所有社会层面。而全世界的财富血液，就是在这个庞大的血管体系中流淌，所有流经这一渠道的金钱，必须要缴纳各种费用。
如果说商品渠道为王，那么金融渠道就是太上皇！